古者言曰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”盖人生“渺沧海之一粟”，何以体现人生的意义？窃以为，唯有肩担起生的责任，朝着精神维度的建树迸发，方才能克服“存在的虚无”。
浮躁世风盛行，人们常为眼前“小小的悲欢”遮蔽望眼。乃如杨朱“不为拔一毛以利天下”之贵我，曹操“宁我负天下人”之壅塞，塑造了多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？当明哲保身成为功利的现世主义的文化掩体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“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”诞生。“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一过”，缺少对生命意义的反思，使我们成为劣等愿望的傀儡，终将成为消匿于世间的无声微尘。
追寻生存的永恒意义，是一个普世的人生命题。弗洛伊德言人有三个“自我”：本我、自我、超我，拘泥于“本我”的小小天地，满足现世的短暂欢愉，人生的完整价值便无从体现。马斯洛需求理论也将“自我实现”作为人生的究极意义。蜉蝣人生，在“垮掉的一代”手中是纵情声色后的“尔曹身与名俱灭”，也有追寻生命意义这的“风流倜傥者称焉”。加缪以西西弗斯作喻，赞颂了向往永恒的精神向度，也由《鼠疫》中当生的力量岌岌可危之时，“丹柯”式的英雄精神更显存世的喟叹。
冰心老人曾说：“美的真谛应该是和谐。”和谐造就美，这也成为我们待人接物的一大原则-“以和为贵。”每个人都应当学习尊崇、追求“和”，做以和待人的忠实践行者。
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君子和谐而不会盲目附和，小人只是盲目附和而不会和谐。万隆会议上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受到众多国家认同，成为国家之间处理问题的基本准则，这正是“和而不同”的标准典范。而以往的求同舍异则过分强调“同”而轻视“和”，就提醒我们和谐并不是完全统一，而是相互包容，求同存异，否则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，又怎能走向和谐呢？
“亲善产生幸福，文明带来和谐。”和谐要以文明正义为基础，追求正义亦是追求和谐的过程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抢走大量藏品。对此，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深恶痛绝，“现在，我证实，发生一次偷窃行为，有两名窃贼。”圆明园是文化的瑰宝，他的消逝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损失，更是世界文化宝库的缺憾。雨果怀着向非正义宣战的浪漫主义寄情，铿锵有力地写下抗议：“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；政府有时会是强盗，而人民不会。”雨果关心底层民众，同情弱小民族，他不仅有跨越国界的同情心，更是对和谐有着不可磨灭的执着追求。对于和谐的渴求是人类统一的，跨越国籍，肤色，语种，使每个人类心中产生共鸣。